為什麼沒有人談論國際化？
中國通過了「反分裂法」，表面上，進一步壓縮了台灣的活動時空，但其實，是箝制不了人們的時間與空間想像的──除非我們妄自菲薄、自我設限。在長期的政治競逐，所帶來的精力和智力耗損之下，台灣人逐漸失去宏觀的環球視野、文化氣度。作家、評論家龍應台，特別針對此一現象，撰寫此篇長文，不只探索整體背後的社會原因，也做了精闢的分析和建言，值得讀者再三思索「台灣」所身處的位置，以及因應的方向。龍應台的新作，是「人間」一系列國際化專輯的先聲前導，接下來，我們還要陸續推出「法國週」、「德國週」、「英國週」……，以及關於文明表徵的「國際機場」、「大飯店」、「百貨公司」等等。讓我們把本土化置放世界舞台當中，淬煉它的能見度，激盪出意義的火花。 ──編者
☆雅典在非洲嗎？
「天下」雜誌在二○○四年底做了一個「台灣人的國際觀」調查，得到這樣的結果：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聯合國的會址在哪個城市。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每年諾貝爾獎在那個城市頒發。
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一洲。
約百分之六十七的人不知道新加坡的現任總理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說不出現任中國國家主席是誰。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德國用的貨幣是歐元。
約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剛剛辦過奧運的雅典在哪一洲。
這樣的數據會使人以為台灣人大多沒出過國門，但那就錯了，六成的台灣人有出國經驗，四成五的人還到過兩個以上的國家。自認為懂兩種以上外語的人將近四成。同時，覺得「在全球化趨勢下，瞭解國際情勢和趨勢」重要的，有百分之八十。
為什麼懂外語、出過國、認為國際知識很重要的台灣人，對國際的知識卻那麼少？
☆「雜碎」的國際報導
隨便哪一天，隨便哪一個新聞頻道，台灣人每天看見和聽見的新聞基本上只有三種：瑣碎的口沫橫飛的政治新聞，刺激的姦殺擄掠的社會新聞，還有大量的低智商「雜碎」新聞──小孩吞了一打釘子、女人的腿被緊身牛仔褲磨傷、男人的生殖器憋歪了、黃牛會笑、豬會爬樹、小偷偷了女人內褲摔了一跤……
如果瀏覽一下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台灣幾個比較認真的電子報，尋找國際新聞，發現每一個報紙不超過十條。其中兩三條是政治的即時性新聞，譬如歐美協議如何處理伊朗核武的威脅，剩下的，全是台灣國內新聞的翻版，也就是說，所謂「國際新聞」其實大半是國際的鹹濕「社會新聞」：
美國強暴犯當庭槍殺法官。
麥可傑克森性侵兒童案繼續。
性侵幼童德國神棍被捕。
十三歲男童強暴女老師。
紐約警察受雇作槍手殺人……
想要知道今天世界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只好花時間上外國媒體，譬如美國觀點的「紐約時報」：
英國的「非洲調查報告」出爐，要求每一個先進國家將外援大幅增加到國家預算的百分之零點七。英、法、西班牙都已做到，美國卻落後很遠。
敘利亞自黎巴嫩撤軍。
玻利維亞總統梅薩得到國會支持，繼續執政，但是政治情勢極不穩定。
美國法院判決，美國政府應對匈牙利猶太人賠償二戰間所掠奪的財產……
或者歐洲觀點的「法蘭克福匯報」：
歐盟準備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因為中國紡織品嚴重威脅歐洲經濟。
華人在柏林遊行，抗議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
伊拉克的經濟重建碰到很複雜的問題。
馬其頓大選被指控作票。
法國哲學家談車臣獨立的坎坷以及俄羅斯的霸權……
政治國際新聞之外，還有財經的和文化藝術的國際新聞，譬如專訪聯合國的經濟學家，評介巴西的小說家、伊朗的電影導演、古巴的音樂。
三月十二日的日本「讀賣新聞」網上有二十條國際新聞；新加坡「聯合早報」網上有八條國際新聞，加上轉載十五篇與國際有關的報導。
對比之下，台灣媒體全面地缺少國際面向：國際新聞的量非常少，而在極少量的國際新聞中，不是姦淫擄掠的聳動「雜碎」就是瞬間發生的事件。事件之前的歷史脈絡和深層意義，事件之後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響，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抽絲剝繭等等，卻毫無深掘，更無討論。
☆知識空白區
從香港機場飛到桃園機場，感覺像從城裡到了鄉下。旅客少，顯得機場空蕩蕩的。檢查護照時，香港機場的「訪港旅客」那一行永遠大排長龍，持身份證的香港本地人卻是寥寥可數。台北海關則剛好倒過來，都是相濡以沫的自己人，看不到幾個外國人。
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台灣，在二○○四年來了一百零三萬人次觀光客。七百萬人口的香港，觀光客卻超過兩千一百萬人次，是台灣的二十倍。觀光產業佔全球生產總額的百分之十一，但是二○○三年台灣的觀光收入只佔總收入的，對不起，百分之一點三。
外國訪客很少，因此人們直接在生活裡接觸或接待外國人的機會也就少了。觀光客不熟悉台灣，國際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也罕來台灣。假設布萊爾或者席哈克會來，那麼透過起鬨的媒體，人們也會對英國和法國多了點認識。假設曼德拉或者安南會來，那麼小學生也可能知道了南非的一點歷史和聯合國究竟放在哪一國。但是這些人都不可能來。
假設我們的元首副元首可以常常出訪外國，那麼隨著他們的攝影隊伍，人們或許對華沙或索非亞或莫斯科或奈若比也會增加一點活生生的印象、深刻一點的認識，但是，他們也不可能去。
假設台灣是許多國際公約的簽訂者，假設台灣民間團體是許多國際組織的成員──醫學衛生的、文學藝術的、企業產業的、環保人權的、兒童福利的、婦女運動的……許多大大小小的國際組織年會此起彼落、經年不絕地在台北發生，那麼我們處理文書的基層公務員、作義工接待的大學生、商店售貨員、採訪記者和社會各個階層，也就會逐漸熟悉這些國際組織運作的方式和全球關注的議題。但是這些會議，也不會來。
正常的國家裡一定會有的正常的國際交往，以及因為這些交往和交流而產生的知識積累，在台灣，有一片空白。
台灣與二十五個國家有邦交──常常變動，所以下筆時說不定數據已經不正確。十二個國家在拉丁美洲，七個在非洲，五個在大洋洲，一個嵌在歐洲。二十五個國家中，只有八個國家面積超過十萬平方公里。大多數的國家，被聯合國列為最貧困國家。小而貧困，並不代表不值得我們認識，而且既是邦交國，我們被允許去深交，但是，這些國家：伯利茲、多明尼加、甘比亞、查得、馬紹爾群島、基里巴斯……多少人認識呢？
元首副元首倒是常常往那裡去，而且每次去一定有大批媒體緊緊跟隨，但是這些鏡頭對準的仍是熟悉的政治人物的嘴臉，而領導人即使到了人家的土地上，對著鏡頭談的還是台灣國內的事。多少人聽說過瓜地馬拉市曾經是一個藝文薈萃、思潮發達的文化重鎮？多少人知道中美洲這些窮國有著強大的藝術原創力，有著驚心動魄的大歷史？元首副元首和他們的龐大記者團、攝影隊，對這些國家既沒有認識，也沒有興趣。小而窮的邦交國，只是台灣玩弄內部遊戲的政治道具。
台灣有多少大學生瞭解京都議定書是個什麼來龍去脈？假定他聽過這個詞，他又是否知道為什麼俄羅斯簽，而美國不簽，中國又簽了沒有？他是否說得出來「溫室效應」究竟影響了什麼？布希侵略伊拉克這個行為，包含了幾個層次的意義？他是否能以全球貧富差距問題進行一場辯論？聯合國的二○一五計畫──走在街上的人們，有幾成的人聽說過？幾成的人知道「撒哈拉沙漠以南」代表什麼？
在無限聒噪的扣應媒體中，在老師講課的教室裡，在酒酣耳熱的晚餐桌上，在文人聚會的咖啡館裡，在大學和中學的校園裡、在青少年的網路聊天室裡──溫室效應、伊拉克戰爭、聯合國扶貧計畫、北剛果的種族屠殺、俄羅斯的民主困境、富國與貧國的劇烈矛盾、歐盟整合的障礙……這些議題在台灣的生活環境裡，被提及、被討論、被辯論的機率有多少？
☆二○○四年除夕夜
是的，我無法忘記二○○四年的最後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亞海嘯剛發生，死亡的人數每一天以萬計增加。抱著嬰屍哀慟的母親、眼光茫然的稚齡孤兒、浮腫變形的屍體、惶惶然在屍堆中尋找親人的家屬……幾十萬人的頓時喪生，就發生在我們身邊。這一年的除夕，雖然倒數、香檳、音樂和葡萄酒可能依舊，但是人們在點燃的燭光裡有淚光，在慶祝的情緒理有沉靜的收斂，在碰香檳的祝福裡同時對倖存者致上關懷。全世界都在哀悼，因為那沙灘上，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同胞在內。深重的劫難和哀傷把地球變成一個緊密牽手、同舟共濟的小村。
除夕夜，我搭黃昏的班機從台北飛回香港。南亞海嘯使香港人全城震動，老婆婆們都排著隊去捐款，人均捐款世界最高。為了悼念死難者，他們取消了所有原來預定的活動。
那晚的電視鏡頭怪異極了；當全世界都在為南亞數十萬死者肅穆下來的時候，台灣卻是一片無憂的歡騰。從高雄到台北，激昂的政治首長在炫亮的舞台上說話，興奮的年輕人在擁擠的廣場上歌唱，一片舉國歡躍。
巨大的死難，撞擊了全世界、撞擊了整個人類社區，但是台灣儼然在這「全世界」，在這整個「人類社區」以外。
我看著螢幕，看著高雄的燈火輝煌，看著台北的鼓樂沸騰，看著總統和市長們和市民們滿足的、快樂的、幸福的表情，聽著記者們誇張的、溢美的聲調，心底一片冰涼。
不，我並不認為台灣人特別缺少同情心。
☆水未沸，青蛙在唱
二十世紀的中國內戰，給中國大陸帶來五十六年的政治專制，給台灣帶來五十六年的文化鎖國。國民黨統治時期，海岸線和港口是管制區域，飛機場是軍事重地，海外書刊大半是禁書，到一九八一年台灣人民才被允許出國觀光，才第一次看見外國的城市，第一次接觸外國的人。國民黨政權的穩固，和任何專制政權一樣，以培養人民對外界的的無知為基礎。
歷盡艱辛得到了民主，轉換了政權，我們的天空打開了嗎？反對陣營的頭目們，畢竟也是在鎖國文化中長大的孩子，奪到權力之後也只有能力提出另一種型態的鎖國：「愛台灣」意識主導一切，「台灣優先」凌駕一切，狹義的「本土化」界定一切。人們再度站到台灣的海岸線上，背對大海，繼續面對自己的內陸思索和爭吵──即使你知道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內陸在地球上是多麼、多麼的小。
國民黨和民進黨表面上是敵對的，但是在內視封閉的意識型態上其實又多麼近似。然而真正使台灣人與國際嚴重脫節的，可能仍是中共對台灣的外交孤立和全面封鎖。在這種滴水不漏的封鎖之下，除了必須「往外衝刺」的企業之外，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基金會、社運團體、環保團體、各級學校、教育改革團體、政府技術官僚、媒體記者、研究機構、老師、作家、藝術家等等，都得不到一般國家，或者說，與台灣的高文化素質和高經濟水準相當的國家或社會，應該有的多管道、多形式、多邊的國際交流經驗。
以香港為例。二○○五年底世貿組織要來香港開會，一個這樣的會議給香港人帶來什麼？世貿會議在這裡開，負責協調組織會議的政府官員，從首長到最底層的小公務員，在與各國政府和代表不斷的來往溝通中，認識了國際的議題，更學到國際應對的技巧。衝著世貿會議，全世界反全球化的組織也動員要來香港抗議，由香港的民間團體負責統合。於是香港的民間團體從統合的運作中又學到了全球性的組織操作，而且在一瞬間就與全世界的反對組織接軌。至於普通市民，由於新聞的炒作，那平常不關心的人對世貿議題會得到多一點認識，平常關心的人更有機會取得第一手的訊息。
一次重大的國際會議就像一顆石頭拋進池塘裡，漣漪一圈一圈擴散，整個池子受「波及」，而所謂「國際觀」，就是在這種不斷的漣漪「波及」中逐漸累積見識，逐漸開闊眼界，而且深刻覺得自己是國際動脈的一份子。
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會議，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參與和對話，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議題的撞擊，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思潮和辯論的陶冶，也就是說，幾十年被排除在國際社區的外面，你能怪台灣人與世界不同調，你能怪台灣人缺乏國際觀嗎？
我的心情毋寧是沉痛的。像一隻青蛙置於釜中，柴火慢慢加熱，青蛙有好長時間是感覺不到的。從國民黨的鎖國教育，到民進黨的內視心態，從被排除於聯合國的網絡之外，到長期受中共的國際封鎖而被逼迫到「人類社區」的圈外，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就長成這樣一個社會：政治領袖沒有國際格局，專業菁英缺少國際舞台，民間社團無法與國際合作、向國際學習，人民對國際社區徹底陌生。於是我們看見這樣一個奇怪的台灣：從上到下敲鑼打鼓到處叫喊世界對台灣不公，但是台灣人對世界卻一片疏離。非洲蘇丹的種族大屠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飢饉、印尼森林面積的消失、原生物種的絕滅……台灣人一般都覺得事不關己。
世界把台灣排除在外數十年，後果好像是，台灣也就慢慢轉過身去，把世界排除在外。除夕夜的狂歡，不是台灣人冷漠，而是，在長期的隔離下，台灣人被迫逐漸失去了自己是國際社區一份子的意識了。
我認為這是中共政權對台灣人最大的迫害，最嚴重的傷害。我渴望從肺腑裡叫喊：中共，你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中共的封鎖是一種殘酷的政治現實，而台灣的領導人物在籠裡看似橫衝直撞，十足地蠻勇，動機卻仍是在利用這牢籠處境爭奪權力。長期的籠子對國民心態的窄化矮化、對文化創造力的「盆栽效應」、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嚴重窒礙，領袖們似乎完全麻木，甚至在奪權的遊戲中，更有意加劇人民心態的內向封閉。
一種中共發起、世界配合的「隔離」政策，持續加溫中，煮著鍋裡還在唱歌的青蛙。
不知道雅典在哪一洲，不知道雨林在哪裡，不知道胡錦濤是誰──這樣的不知道，我們的台灣真的承受不起。弱者沒有無知的權利，無知會招來懲罰。
●全球公民意識
台灣不少有遠見的人，在大聲疾呼「國際化」的重要。但是「國際化」不經思索就被簡化為「學英語運動」；要把英文變成「官方語言」的說法更是直接從陳水扁的口中說出。英語運動鋪天蓋地，漢語都還講不好的幼兒開始上密集的英語課。其中隱藏的邏輯是，英語好，就有國際觀，就能與國際接軌。
國際觀，與國際接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回到三月十二日的報紙。許多西方的重要報紙都特別開闢「學生版」，引導十來歲的中學生關心公共事務。「紐約時報」的學生版比較淺顯，德文「時代週報」的學生版比較深入；三月十二日的新聞主題之一就是南亞海嘯。
學生先讀一篇聯合國經濟顧問薩賀斯的專訪。薩賀斯的主要觀點是，海嘯或地震種種自然災難事實上不僅只是自然災難，受害的輕重與人為因素有關。譬如同樣一場加勒比海颶風，同樣的威力，在貧國海地死傷上萬，在彼岸的邁阿密卻只有十來個人死亡。預警系統的完備、房舍的堅固、政府危機處裡的效率、災後重建的財力和救濟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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